第一百八十章寻求突破

    在叛乱被镇压之后，长安及其周边地区重归宁静。
    相较于波澜壮阔的七国之乱或是汉武帝时期的开疆拓土，
    此次叛乱的波澜也仅限于局部，未对帝国的整体社会经济结构造成深远冲击。
    长安、洛阳等繁华都市，作为帝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其繁荣并未因地方上的小规模动荡而有所减损。
    随着时光的推移，长安的街道上再次充满了活力。
    各色人等汇聚于此，或为政务奔忙，或为商贸交流，或为求学进取，展示着帝国百年的繁荣与昌盛。
    然而，这份繁华似乎与汉室渐行渐远，
    百姓们更愿意将这一切归功于摄皇帝王莽的英明领导。
    公元8年的春天，距离上一次日食过去了一年，
    大汉帝国再次遭遇了大地震的洗礼，无数生命瞬息间逝去。
    对于深信灾异说的王莽来说，在自己的摄政下，还发生天灾，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他只得巧妙地将这两次天灾解读为大汉已被老天爷彻底遗弃。
    随后继续苦心孤诣地经营着自己的光辉形象，大势再次被他所鼓动。
    民间继续涌现出各种祥瑞之兆，使者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报告，灵芝、珍禽、奇树等异物层出不穷。
    未央宫中的记录官员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大多数祥瑞甚至不再向上司禀报，而是直接归档处理。
    王莽也只对那些被称为符命的祥瑞，格外关注。
    似乎里面蕴含着神灵不可捉摸的意志。
    这一日，广饶侯刘京的一封上书让王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刘京是元始五年明堂落成时受封的诸侯之一，自然对王莽心怀感激。
    在举国上下争相献祥瑞的氛围中，他也精心策划了一出符命大戏。
    上书称，在居摄三年的七月，齐郡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辛当连续数夜梦到了同一位神仙人物。
    这位自称天公使者的人在梦中告诉辛当：“摄皇帝当为真。”
    为了证明这一预言的真实性，使者还留下了一个神秘的预言：
    “此亭中当有新井。”
    第二天清晨，辛当迫不及待地下楼查看，果然在亭楼下，
    一夜之间多出来一口深达百尺的新井，不像人力所为。
    虽然刘京所献的符命依据仅仅是一个梦境，和一口提前挖好的井，显得有些拙劣和难以取信于人。
    但心急的王莽却不管这些，因为他从中看到了“为真”这两个字的分量。
    在此之前，已经有多名刘氏宗室成员向王莽献上祥瑞之兆，而收到了奖赏，刘京此举无疑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
    与此同时，车骑将军的属员扈云，和太保王舜的属官臧鸿，奏报了巴郡宕渠县出现石牛，背上也刻着“摄皇帝当为真”……
    紧接着，扶风雍县出现了带有特殊图案的黑石。
    这两件祥瑞之物的出现又让王莽看到了天意的契机。
    他决定亲自出迎这些符命，以此彰显自己的天命所归。
    随后，巴郡宕渠所发现的神秘石牛被隆重地运送至未央宫前殿。
    仅仅过了六天，雍县那块带有奇异图案的黑石也被小心翼翼地抄送至未央宫。
    这一日，王莽与、太保王舜一同前往查验。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仔细查看这些祥瑞时，突然间狂风大作，尘土飞扬，视线变得一片模糊。
    风停之后，王莽和王舜惊讶地发现，一块铜制的符令和一张帛书竟然神秘地落在了石牛之前。
    上面清晰地写着几行字：
    “天告帝符，献者封侯。
    承天命，用神令。”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和降落的符令，见证人只有王莽、王舜以及刚刚升职为骑都尉的王莽心腹崔发。
    不言而喻，铜符和帛书都是人为制造。
    但在那个普遍笃信鬼神的年代，天降符命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几乎无人敢对此提出质疑。
    又过了六日，王莽正式向王老太后报告了这件事。
    这位已经年近八旬的老太后，对于自己这个大侄子每隔几年就搞出的符命、祥瑞已经见怪不怪。
    然而，当她看到这次降落的符命时，内心依旧不禁泛起了涟漪。
    不由带几分嘲讽的开口质问道：
    “这道符命提到了“承天命”，但并未明确说明天命究竟是何意，又该如何去承接。
    摄皇帝，你又在故弄什么玄虚？”
    其实此刻的王莽心中也很是无奈与矛盾。
    但也还是对这次的符命展开了诠释，揭示了他的深层意图。
    他再次引经据典，提及周公“居摄称王”与《春秋》中鲁隐公摄政称君的史实，强调这两者在儒经中均受到赞誉。
    随后指出，尽管周公和鲁隐公都是摄政身份，但儒经中并未用“摄王”或“摄公”“摄君”等词汇来称呼他们。
    特别是《春秋》将鲁隐公记载为正统君主。
    基于这些历史依据，王莽提议将自己“摄皇帝”中的“摄”字去除，
    以便在任何场合下都以“假皇帝”的身份自居。
    之前的“摄皇帝”一词代表的是代理行使职权、主持国家事务的角色。
    而“假皇帝”则意味着全面代理皇位，地位要高于“摄皇帝”。
    王莽又一次向前拱了一小步。
    然而，这并不符合王莽此刻的心境。
    这次尽管借助新井、石牛、铜符和帛书等祥瑞之兆，大费周章地宣扬自己的天命所归。
    但也仅仅实现了从“摄皇帝”到“假皇帝”的微小转变，仍未能彻底摆脱“假”字的束缚。
    此时的王莽，在寻求超越“周公”摄政模式的过程中，仍面临着巨大的困境。
    这个困境的核心在于，如何通过合法的程序，名正言顺的使王姓的“假皇帝”，
    能够取代刘姓的皇权，从而成为真正的皇帝……
    在此之前，王朝的合法权力交替仅遵循两种模式。
    一是汤武革命式的颠覆，即“吊民伐罪”，以正义之师推翻暴政。
    汉朝的建立，便是在“诛暴秦”的基础上实现的，勉强可归入此类。
    然而，对王莽而言，这种方式并不可行。
    因为汉朝已享有长久的和平，即便其德行有所衰退，也远未达到被定罪的程度，汉帝更非孟子所指的暴君“纣”。
    加之汉朝有安汉公的辅佐，朝廷一直宣称国泰民安，“汤武革命”之路自然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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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章 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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