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0章 在行走中

    教导员姓韩，山东人，四十出头，脸上的褶子像被刀刻过一样，每一条都又深又硬。王飞进门的时候，他正坐在那把磨得发亮的木椅子上看文件，左手夹着一根烟，烟灰已经积了老长一截，弯着，将掉不掉的样子。
    “来了？”韩教导员没抬头，把烟叼进嘴里，腾出右手翻了翻桌上的纸。
    “来了。”王飞站得笔直，两只手贴着裤缝。
    韩教导员把文件合上，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看得很慢，从脚看到头，从头看到脚，像在检查一床被子叠得合不合格，又像在端详一件用了很久的、知道有毛病但不知道毛病在哪里的东西。
    “坐。”
    王飞坐下来。椅子是木头的，硬邦邦的，坐上去的时候他的腰不自觉地绷紧了。那种酸胀又涌上来了，像潮水一样，一阵一阵的，不猛，但绵，绵得让人想叹气，绵得让人想把腰弓起来，绵得让人想找个地方躺下去，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
    但他没动。
    韩教导员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烟灰缸里已经堆了十几个烟头，横七竖八的，像打完仗之后的战场。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铺在桌上，又拿了一支笔，把笔帽拔下来，笔帽朝上搁在笔旁边。
    “三天的假，你打算去哪？”
    王飞张了张嘴。他本来想说“私事”，但看着韩教导员那张刻满了褶子的脸，那两个字像卡在喉咙里了一样，怎么也出不来。韩教导员不是刘副班长，不是那种你说了“私事”他就会点点头走开的人。韩教导员是那种你说了“私事”，他会把“私事”两个字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看到最后“私事”就不是“私事”了，变成了一层窗户纸，你愿意让他捅破他就捅破，你不愿意让他捅破他自己捅破。
    “去临汾。”王飞说。
    韩教导员的眼睛动了一下，只是一下，像水面上的一个涟漪，很快就消失了。“临汾？你老家不是在晋城吗？”
    “我爱人在临汾。”
    “在临汾干什么？”
    “在……在分区教导队。”
    韩教导员又拿起一支烟，在桌上顿了顿，点上。烟雾升起来，把他脸上的褶子填平了一些，让他看起来不那么硬了，不那么像一块石头了，更像一个人了。
    “你要去看她？”
    王飞没说话。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去看丽媚。信刚寄出去，丽媚收没收到都不知道。他去了，丽媚在不在教导队也不知道。如果丽媚已经去了教导队，他也进不去。教导队不是谁都能进的，门口有哨兵，哨兵只认证件不认人。他没带证件，他把证件锁在柜子里了，走的时候没拿。
    韩教导员看着他的沉默，又吸了一口烟。烟从鼻子里喷出来，两股，粗粗的，灰白色的，像两条伸出去又缩回来的、什么也没抓住的手。
    “王飞，你跟我说实话，你是去看你爱人，还是去看病？”
    “看病。”
    韩教导员手里的烟顿了一下。
    “腰？”
    王飞点了一下头。
    韩教导员把烟叼在嘴角，双手交叉放在桌上，两只大拇指互相绕着圈，绕得很慢，慢到像在给什么东西上弦，上紧了，怕断了；上松了，怕不响。
    “上次总院那个老专家说的话，我后来又问过他了。”韩教导员的声音低下去，低得像在跟自己说话，低得像在跟桌子说话，低得像在跟那堆烟头说话。“他说你这个腰，不是养一养就能好的事。伤得太深了，那个位置又特殊，动手术都不好动。他说……”
    他停了一下，大拇指不绕了，两只手松开，平平地摊在桌上，像两块晾在那里的、还没干的、还在往下滴水的抹布。
    “他说，你以后可能提不了重东西了。”
    王飞的眼睛没有动。他早就知道了。不是医生告诉他的，是他自己知道的。是那天在废墟上他站起来的时候知道的，是那天他走回营地的时候知道的，是那天他发现自己的步子不再像以前那么大的时候知道的。有些事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你的身体会告诉你。沈体说的话比任何人说的话都真，都狠，都不留情面。
    “提不了就提不了。”王飞说。
    韩教导员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那目光沉沉的，重重的，像一块石头压在另一块石头上，压不出声音，压不出痕迹，但压得住，压得死死的，压得什么都不会从中间漏出去。
    “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韩教导员说，“不是提不提东西的事。是部队的事。”
    王飞把目光移开了。他看向窗外，窗外是操场，操场上有人在练队列，有人在练战术，有人在练四百米障碍。他看见了小周，小周在障碍场上跑，跑得很快，快到从窗口看过去像一道影子，一道灰扑扑的、瘦削的、不知道累也不知道停的影子。
    “比武的事，我已经跟营长说了，换人。”王飞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得像老梁说“打仗嘛”的时候一样平，平得像丽媚说“你还活着就成”的时候一样平，平得像一个在心里演了一百遍、说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再有波澜的、早就排练好了的、早就准备好了的台词。
    韩教导员没有马上接话。他又吸了一口烟，把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烟头灭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极轻的、像叹气一样的声音。
    “换谁？”
    “三排的李排长。他四百米障碍能跑一分四十八，比我快。”
    “比你去年快。”
    “比我任何时候都快。”
    韩教导员低下头，看着桌上那张空白的纸。纸上什么都没有，白的，干净得像一片还没被人踩过的雪，像一面还没被人照过的镜子，像一个还没被人打开的、谁都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的信封。
    “你去年拿了第二。”韩教导员说，“今年你要是上，可能是第一。”
    王飞没说话。
    “你要是换人，三连今年连前三都进不了。”
    王飞还是没说话。
    韩教导员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王飞，两只手背在身后。他站了一会儿，背影厚厚的，宽宽的，像一堵墙，一堵旧了的、有了裂缝的、但还立着的、还撑着什么的墙。
    “我不是要你上。”韩教导员的声音从窗口传过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我是问你，你自己想不想上。”
    王飞张了张嘴。他想说“想”。这个字在他嘴里含了很久了，从去年比武结束的那天就含着了，含着一年了，含得都快化了，含得都快变成别的味道了，含得都快忘了它本来是什么味道了。他想说“想”，但那个字出不来，不是不想让它出来，是它自己出不来。它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被那块预制板卡住了，被那个酸胀卡住了，被那个“可能提不了重东西了”卡住了，被那个“比疼更难忍的酸胀”卡住了。
    他坐在那里，像一栋被拆了承重墙的房子，外面看着还是完整的，里面已经空了，已经歪了，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塌了。
    “想。”他终于说出来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清楚得像一把刀切进一块豆腐里，不费力气，不留刀印，但切开了，切开了就是切开了。
    韩教导员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又转回去了。窗外有人在喊“一、二、三、四”，喊得整整齐齐的，喊得像一个人喊出来的一样，喊得让人分不清谁是谁，喊得让人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一个的人，而是一个人，一个很大很大的、有很多条腿很多只胳膊的、在操场上走着的人。
    “三天假，你拿去。”韩教导员说，“不够的话，再跟我说。”
    王飞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腰又酸了一下，酸得他咬了一下牙，咬得很紧，紧到腮帮子上的肉都鼓起来了。但他站直了，站得笔直，站得像一把刀，一把还没开刃的、还没试过刀的、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切开东西的刀。
    “够了。”他说。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韩教导员在身后说了一句什么，声音不大，他没听清，但他没回头。不是不想回头，是不敢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会看到韩教导员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那个东西他看不了，看了就走不了了，看了就会坐下来，坐下来就会把假条撕了，把假条撕了就会去训练场，去训练场就会上障碍场，上障碍场就会跑，跑的时候腰就会疼，腰疼了就会想停下来，想停下来但停不下来，因为停下来就意味着那个“可能”变成了“一定”。
    他走出营部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下午三四点钟的光，不刺眼了，软软的，黄黄的，像一层薄薄的金粉洒在土路上，洒在杨树上，洒在那个又旧又破的岗亭上。
    他没回宿舍，而是往营区后面走了。营区后面有一片荒地，长满了草，草很高，高到膝盖。荒地的尽头是一条干涸的河沟，河沟里全是石头，大大小小的，被水冲得圆溜溜的，像一个个被时间磨平了棱角的、不再硌手的、安安静静躺在那里等着什么的东西。
    他坐在河沟边上的一块石头上，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左边的口袋里是请假条、处方笺和地图，右边的口袋里是那两分钱的铜板。他的手在左边口袋里摸到了处方笺，摸到了那个被磨掉的“休”字。处方笺的纸很薄，薄到他能透过纸摸到请假条的棱角，薄到他能感觉到地图上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条——那些线条是路，是从这里到临汾的路，是四百多里的路，是坐车要坐一天一夜、走路要走不知道多少天的路。
    他把处方笺从口袋里掏出来，展开。阳光照在上面，照得那张纸半透明的，像一块薄冰，像一片快要化掉的雪，像一层马上就会被风吹走的、留不住的、什么都不是的东西。
    “腰椎压缩性骨折术后改变，建议全休三个月。避免负重，避免剧烈活动，避免……”
    他把处方笺叠起来，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小到能藏在手心里，小到别人看不见，小到连他自己都快感觉不到了。但他知道它在，就像他知道他的腰在，就像他知道那块预制板在，就像他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你不看它、它就不在了。
    他把那个小方块塞进口袋最深处，塞到和那两个铜板挨在一起。铜板很凉，纸很薄，凉的和薄的贴在一起，凉的不那么凉了，薄的不那么薄了，它们互相靠着，像两个在路上遇见的人，不认识，但走的是同一条路，去的可能是同一个地方。
    远处传来集合的哨声，长长短短的，三长两短，是收操的信号。操场上的人声渐渐散了，脚步声、说笑声、水壶碰着腰带的叮当声，从各个方向散开去，散进不同的宿舍，散进不同的连队，散进不同的夜晚。
    王飞坐在石头上没动。他不想回去。回去就是熄灯，熄灯就是躺下，躺下就是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就是那个废墟，就是那块预制板，就是那个橘红色的天空。那些东西在等着他，每天晚上都在等着他，像一群有耐心的、不着急的、知道他会来的、已经等了他很久的、还能继续等下去的人。
    天一点一点地暗下来。先是远处的山看不清了，然后是杨树看不清了，然后是河沟里的石头看不清了，最后连自己的手都看不清了。他坐在黑暗里，像一个被世界忘了收回去的、放在那里的、没人要的、不知道还有什么用的东西。
    但他没动。
    他想起下午在邮局寄出的那封信，想起信封上丽媚的字，想起那个被他撕开的口子。他不知道信现在到哪里了，是在镇上的邮袋里，还是在县城的转运站里，还是在某个他不知道名字的、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的、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站的桌子上。他不知道信在走的时候是白天还是黑夜，是有太阳还是有月亮，是晴天还是雨天。他不知道信会不会被人忘了，会不会被塞在哪个角落里，会不会被积压在某个人忘了打开的抽屉里，会不会在某辆抛锚的车上等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等到发霉，等到变色，等到连他自己都快不记得自己寄过这封信了。
    但他知道信在路上。
    他在路上，信也在路上。信往西走，他不知道自己在往哪个方向走。他坐在这里，面朝西，面朝着信去的那个方向，面朝着临汾的方向，面朝着丽媚的方向。他不知道丽媚现在在干什么，是在教导队的操场上跑圈，还是在宿舍里写信，还是已经躺下了，还是和他一样，躺下了但没睡着，没睡着但闭着眼睛，闭着眼睛但脑子里全是东西，脑子里全是东西但什么都不敢想，什么都不敢想因为一想就会想很多，一想很多就会睡不着，睡不着就会想更多，想更多就会更睡不着。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往回走的路上，他经过营部，营部的灯还亮着，韩教导员的影子映在窗户上，一动不动，像一棵种在花盆里的、养了很久的、根已经长满了花盆的、换不了盆也挪不了地方的植物。
    他经过炊事班，炊事班的人在准备明天的早饭，案板上传来咚咚咚的切菜声，有节奏的，不急不躁的，像心跳，像脚步，像一个在赶路的人的心跳和脚步。
    他经过宿舍楼，楼里有人在高声说笑，有人在放收音机，收音机里在放一首歌，歌是甜的，甜得像一块刚从供销社买回来的、用油纸包着的、还没拆开的水果糖。他不知道那首歌叫什么名字，但他觉得好听，好听得让他想停下来听一会儿，好听得让他想起丽媚，想起丽媚不是想起她的样子、她的声音、她的字，而是想起那种感觉——那种你在路上走着、你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
    他走回宿舍的时候，刘副班长正在铺被子。刘副班长看见他进来，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不大，但真，真得像一块石头，真得像一锹土，真得像一声集合哨，真得像一句“排长，你早点回来”。
    “排长，你回来了。”刘副班长说。
    “回来了。”王飞说。
    他走到自己的铺位前，脱下外衣，把那张请假条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最后一眼，然后把它放在枕头底下。处方笺和地图也放在枕头底下，铜板放在床头柜上。他把东西放好，坐下来，开始脱鞋。
    刘副班长在那边窸窸窣窣地钻进了被窝，探出头来，小声说了一句：“排长，明天你还走吗？”
    王飞的手停在鞋带上。他想了一会儿，时间不长，大概三四秒钟。但那三四秒钟里，他想了很多东西，想到了韩教导员的背影，想到了小周的眼睛，想到了老梁伸出的三根手指头，想到了丽媚信上那个被钢笔尖戳破的小洞，想到了那块预制板。
    “走。”他说。
    刘副班长没有再说话。他把被子拉到下巴，翻了个身，面朝墙壁，不动了。王飞知道他没睡着，因为他翻身的动作太轻了，轻得不像是真的想翻身，轻得像是在做一个动作，一个“我睡了、你可以不用管我了”的动作，一个“我知道你要走、我不想拦你、但我也不想看着你走”的动作。
    王飞躺下来，面朝上，两只手放在身体两侧。他的腰一碰到床板就开始酸，酸得他闭上眼睛，酸得他咬紧牙关，酸得他把两只手攥成了拳头。他攥得很紧，紧到指甲嵌进肉里，紧到掌心被掐出四个深深的印子，紧到那点疼能盖过那点酸，哪怕只是一点点，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哪怕只是让他能喘一口气、能想一件别的事、能不去想那块预制板。
    闭上眼睛以后，他看见了丽媚。
    不是现在的丽媚，是他第一次见到的丽媚。那天是秋天，他刚入伍第二年，在分区参加骨干集训。丽媚是分区卫生队的兵，穿着军装，头发塞在帽子里，从远处看像一个假小子。走近了才发现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还没擦干的、还在往下滴水的黑葡萄。
    她给他量血压。血压计的袖带绑在他胳膊上，她一边打气一边问：“紧不紧？”
    “不紧。”
    她又打了几下，又问：“紧不紧？”
    “不紧。”
    她抬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笑，但不是笑他，是笑他说谎说得太明显了。她说：“你这个人，连紧不紧都不说实话。”
    那是她跟他说的第一句话。他记住了，记了这么多年，记到现在，记到他的腰坏了、他的腿不灵便了、他的身体里多了三块钢板和十几根钉子的时候，他还记得。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是白的，白得发灰，灰得发暗，暗得像一口倒扣过来的锅，像一片没有星星的天，像一条走了很久很久还没走到头的、不知道还有多远的、不知道还要走多久的路。
    信在路上。
    他在路上。
    明天他也要上路了。不是去比武的路，不是去临汾的路，是一条他还没想清楚的路。那条路叫什么名字，通向哪里，要走多久，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那条路的起点是这里，是他躺着的这张床，是他压着的这块床板，是他住了三年的这间宿舍，是他待了八年的这支部队。
    终点在哪里，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得走。不走不行。不是因为有人在等他，不是因为有人在催他，不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推他。是因为他自己要走。是他自己觉得，他该走了。是他自己觉得，他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不是这里不好，在行走中是这里太好，好到他怕自己会忘了，忘了自己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了，忘了自己的腰里多了三块钢板，忘了那块预制板压下来的时候他听到的那声脆响，忘了那个声音不是别的东西碎掉的声音，是他自己的骨头碎掉的声音。
    他闭上眼睛，把被子拉过头顶。
    被子里很黑，黑得像一个山洞，黑得像一口井，黑得像一个什么都能装得下的、什么都能藏得住的、什么都能忘掉的、安静的地方。
    他在那个安静的地方待了很久，久到他以为自己已经睡着了，久到他开始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像一只拳头在捶一堵墙，捶不破，但还在捶，还在捶，还在捶。
    心跳声里，他听见了另外的声音。
    是脚步声。很多人的脚步声，整齐的，不整齐的，快走的，慢跑的，穿着解放鞋踩在土路上的，穿着胶鞋踩在柏油路上的，穿着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的。那些脚步声叠在一起，响成一片，像一条河，一条很宽很宽的、流得很急的、谁都不能让它停下来的河。
    他也是那条河里的一滴水。一滴不知道自己会流到哪里去的水，一滴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半路上干掉的水，一滴不知道自己干掉了以后还有没有人记得它存在过的水。但他是一滴水，他在河里，他和所有的水一起流着，流着，流着。
    流到天亮。
    窗外的天从黑变成灰，从灰变成白，从白变成那种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介于亮和暗之间的、介于醒和睡之间的、什么都可能发生但什么还没发生的颜色。
    起床号响了。
    这一次，他没有犹豫。他坐起来，把被子叠好，把枕头底下那三样东西拿出来，揣进口袋。他穿好衣服，穿好鞋，系好鞋带。他走到镜子前看了看自己，镜子里的那个人他不认识，不像是他，像是一个站在他身后的、和他长得很像的、但又不是他的、一个陌生人。
    他对着那个陌生人点了点头，然后转身，推开门，走了出去。
    门外，天还没亮透。
    但东边的天上，已经有了一线光，细细的，黄黄的，像一条刚被水画上去的、还没干的、还在往下淌的线。那条线慢慢地变宽，慢慢地变亮，慢慢地从黄色变成金色，从金色变成那种亮得让人睁不开眼、亮得让人想哭、亮得让人觉得自己还能再走一程的白色。
    王飞朝着那片白色走过去。
    步子不大不小，不急不慢，像一个在量路的人，像一个在算日子的人，像一个在丈量自己和什么东西之间的距离的人。
    他不知道那个距离有多远。
    但他知道，他在走。
    走，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