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九章汉平帝

    不久后，一位名叫朱诩的小吏引起了王莽的注意。
    他曾是董贤在大司马府中的下属，深受董贤的照顾和信任。
    为了报答昔日的恩情，毅然辞去了官职，自费购买了棺木和衣物，去到监狱中挖出董贤的尸体，为其穿衣入棺并重新安葬。
    这本是出于私人的忠义之举，王莽闻讯后却勃然大怒，立即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朱诩杀了。
    王莽再次展现出，那种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行事风格。
    董贤之下场是王莽人生中第二次出手。
    同样的一招致命，狠辣手段，且滴水不漏。
    上一次，成功铲除了排在他前面的政敌淳于长。
    这一次，彻底搞垮了差点被禅让的董贤。
    在权力的道路上，王莽正坚定的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王莽重新执掌大权后，却从未认真思考过，这背后所蕴含的种种幸运因素。
    而其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他姑姑王老太后的长寿与健康。
    在长寿太后的历史排行中，王老太后以八十四岁的高领，保持了两千年的长寿纪录。
    但凡是王老太太有点小病小灾，王莽都无法在权利交替中站住脚。
    此外，谁也没有料到，哀帝、丁太后、傅太皇太后会在相继离世，且并未留下子嗣来继承权力。
    这样的变故，如同是生死簿上的一个组合，在短短几年间内被一一勾去。
    使得王老太太再次成为了朝廷中至高无上的权威。
    王莽的成功上位，除了这些种种幸运之外，董贤的政治无能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王老太后的优势在于她具有法统的权威性。
    然而，这种权威的施展却需要依靠官员们的支持和执行，尤其是内朝官员。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董贤已经控制了皇宫内外，弟弟和父亲更是掌管着皇宫卫队。
    手上还握着最具有权威性的传国玉玺，
    这样的优势，基本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即便是在老太后掌握了玉玺兵符，明确翻脸后，董贤依然有机会通过兵变来扭转局势。
    在禁宫之中经营多年，根基深厚，更是对宫中的情况了如指掌。
    毕竟王莽与王政君已七年有余没参与过朝政。
    再一个，老太后年岁已高，孙子不幸离世，在悲痛欲绝之际，情绪激动追随孙子而去，这种理由很好编造。
    可他却并未采取任何行动，而是选择了束手就擒。
    这不禁让人感叹，权力的游戏确实是拼脑子的。
    他明明不是那块料，却玩着全天下最危险的游戏，可以说死的不怨。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了王莽的崛起。
    如若没有这些机缘巧合，王莽的政治生涯或许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但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而王莽正是凭借着这份难得的幸运，走上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舞台……
    重回大司马职位，王莽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征召新皇帝了。
    朝堂之上，择选新皇也成为了最紧迫的议题。
    王莽选定了一个吉日，召集了三公九卿，共同商议这关乎国运的大事。
    由于成帝和哀帝都未留下子嗣，新皇的人选只能上溯至元帝的子嗣中寻找。
    然而，就在众臣议论纷纷之际，红阳侯王立突然站起，打破了朝堂的平静。
    他重提成帝在位时的旧事，提及成帝与许美人、曹宫人的秘闻，以及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的钳制。
    尽管这些往事众人皆知，但王立此时提及，却让人不禁猜测他是否另有深意。
    果然，王立话锋一转，抛出了一个震惊朝堂的消息。
    声称成帝在民间尚有一子，是当年微服出行时所生，名为杨少孤。
    此言一出，满堂皆惊。
    王莽更是愣怔当场，暗自恼怒这位六叔的不安分。
    同时心里跟明镜似的，“王立这老家伙演的这出闹剧，明摆着是有他自己的小九九。
    不管是真是假，杨少孤一旦坐上那个执政的位置，自然不能忘了曾经被王立收养举荐的恩情……”
    随即王莽立马提出质疑，要求验明正身。
    于是，一行人急匆匆地赶往王立家中。
    杨少孤被召到思恩堂，只见他年纪尚幼，眉眼间虽有几分成帝的影子，但举止却大相径庭。
    王立命他拿出御赐的七宝玲珑锁以证身份，然而王莽却对此一脸质疑。
    认为仅凭一块内府之物，不足以证明杨少孤的身份。
    更何况杨寄身为官奴婢，与成帝的关系也难以确定。
    王莽这番话得到了大臣的认同。
    纷纷点头称是，认为不能冒险迎立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为皇帝。
    于是，众人打道回府，继续商议遴选新皇的事宜。
    经过一番激烈讨论，终于在哀帝逝世的一个月后，王莽与三公九卿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选择了年仅九岁的中山王刘箕子，来肩负大汉的皇位。
    后世称为汉平帝。
    汉元帝共有三个儿子，其中嫡子是汉成帝，汉成帝没有子嗣。
    傅昭仪所生的是定陶恭王，其子便是哀帝。哀帝也没有子嗣。
    而另一妃子冯昭仪所生的中山孝王，则留下了刘箕子这一脉。
    尽管哀帝与刘箕子在辈分上是兄弟，按照大汉的制度，不应遵循“兄终弟及”的继承原则。
    但在汉元帝的后代中，确实已无更下一代的男性继承人可选。
    因此，刘箕子便成为了皇位的不二人选。
    随着刘箕子从中山王晋升为皇帝，按照惯例，他的母族本应入朝，舅舅们也应担任如大司马般的重要职位。
    然而，王莽在深思熟虑后，以先前哀帝一脉，外戚干政太过丑陋的案例为鉴，
    果断地一纸诏书，将平帝的娘家人挡在了长安城外。
    就连平帝的母亲卫姬，也被无情地封在了遥远的中山老家。
    这背后不仅是他对权力的渴望，更有着儒家“为人后”之义的支撑。
    所谓“为人后”，在汉朝是关乎身份、继承与祭祀的重要礼仪。
    一个人若没有明确的后人，死后将成为孤魂野鬼，这在当时被视为极其可怕的事情。
    在朝堂上，王莽向众臣阐述了此理念：
    “‘为人后’之义，乃儒家之精髓，亦是大汉稳定之基石。
    哀帝就是不懂“为人后”之义，将生母甚至祖母都弄到长安，重设名分，从而扰乱了朝纲。
    箕子既为汉成帝之后，自当遵循此义，以王氏家族为外家。
    此举不仅合乎礼仪，更有助于朝廷稳定。”
    王莽表示应当以此为鉴，决不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更是坚持汉平帝只应继承汉成帝的皇位，而非汉哀帝。
    这样一来，刘箕子便成了汉成帝之后，而平帝的外戚自然也就成了汉成帝的母族和妻族——即王氏家族。
    就这样，在儒家礼仪的掩护下，王莽巧妙地运用“为人后”之义，为自己的权力之路扫清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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