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6章银弹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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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行营的会议室里，蒋校长正襟危坐，面前摊着两份文件。左边是碉堡科刚送上来的《赣南碉堡修筑进度表》，右边是党务调查科递呈的《江西省基层党部现状调查报告》。
    他把两份文件都翻了一遍，越看脸色越沉，忽然把党务报告往桌上一拍，对杨永泰说：“我花了六年时间清理党务，结果清理到连一个能管住老百姓的基层组织都没剩下。”
    杨永泰站在旁边，斟酌了一下措辞：“委座，保甲制虽然旧，但管用。”
    会议室里在座的幕僚们都心知肚明。所谓“清党”，清掉的不只是*党，还有几十万果党自己最基层的党员。
    1927年清党之前，国民党号称拥有上百万在册党员，其中国内普通党员就有六十多万，工农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正是这批人把持着乡镇和村庄的区分部，构成了国民党唯一的基层群众网络。
    清党一声令下，这批人被清洗、被开除、被吓退，到1928年党员总登记完成时，国内普通党员只剩下二十二万，净流失将近四十万人。
    湖南、湖北、江西这些原本党务最活跃的省份，乡村党部直接瘫痪，不少县城连一个完整的县党部都凑不齐。
    党员跑光了，原有的邻闾自治体系也就成了摆设。政府的命令只到县城，村镇处于彻底的管控真空。
    征粮征丁没人去办，监视民众没人去做，甚至连户口登记都成了一笔糊涂账。
    如果只是治理一个太平时期的乡村，这种状态倒也勉强凑合，但1931年之后在赣南闽西建立了大片苏区，百姓源源不断地给红军送粮、送盐、送情报、收容伤员。
    蒋校长调集几十万大军围剿，每次都被牵着鼻子在山沟里打转，归根到底不是枪炮不如人，是对苏区内部的情况一无所知，哪条山路能通到哪里，哪个村庄藏了红军的伤员，哪个渡口是物资私运的通道，这些信息全都捏在老百姓手里，而老百姓站在红军那边。
    所以杨永泰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军事上推行堡垒渐进封锁战术，政治上恢复保甲制度。
    保甲这玩意儿早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就用过，明清两代沿袭了六百多年，本质上就是让老百姓互相监视、互相担保、连坐追责。
    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保长甲长由地方乡绅或官府指派，负责清查户口、稽查流动人口、征调壮丁和民夫、管控食盐和西药等战略物资的流通。
    一户通匪，十户连坐；一甲出事，保长问罪。这套制度最大的特点是不需要党组织来执行，只需要军警和地方乡绅配合就能运转起来。
    1932年，保甲制率先在江西和鄂豫皖等剿核心区强制推行，1933年开始向全国铺开。
    那些被清党清空了的乡村权力真空，被保甲长和联保主任填补了。这些人大多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原本在清党之后就已经把持了残存的县党部，如今更是在保甲制度下如鱼得水，他们既是征税官，又是征兵官，还是物资稽查官，手里攥着连坐的大权。
    顾长柏有一次在赣南视察钨矿运输线时，亲眼看见一个保长把整村的男人赶上卡车拉去修碉堡，女人和孩子跪在路边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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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党清掉了几十万愿意干活的基层党员，然后花好几年时间用保甲制补窟窿，补到现在发现保甲长全是当地土豪劣绅，这帮人除了捞钱什么都不会，真打起仗来跑得比谁都快。
    几年后抗战爆发，果党想搞全民动员，却发现基层早已被保甲长们吃干榨净，当年的清党挖掉了国民党最宝贵的群众根基，花了十年时间只是用腐朽不堪的保甲制勉强搭了一个空壳架子。
    南昌行营的军事会议散了之后，蒋校长把杨永泰单独留了下来。
    会议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墙上的赣南碉堡分布图还挂着，“南线的碉堡可以慢慢修，北边的冯焕章也让人担忧啊。”
    冯裕祥是蒋校长的结拜大哥，当年北伐时他们结拜过。
    现在这位大哥在察哈尔竖起了抗日大旗，全国舆论一片叫好，连南京的报纸都在头版登他的照片，可他怎么看都是大哥计划是要复出，是重新拿回他丢掉的地盘和兵权。
    他要是真的抗日，当初中原大战就不该反我；他要是真的抗日，现在就该把部队交给北平军分会统一指挥，而不是在张家口另立山头嘛。
    杨永泰没有接话。他太了解蒋校长了，每次提到冯裕祥，委员长的情绪都会变得格外复杂。
    对其他军阀，无论是阎西山还是李棕人，蒋校长的狠辣和算计都是纯粹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
    唯独对冯裕祥，他既忌惮又轻蔑，既仇恨又掺杂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旧谊。
    沉默了片刻之后，蒋校长开始布置对付冯裕祥的具体方案。
    他没有指望用军事手段解决，也不愿意在抗日舆论高涨的节骨眼上背上“镇压抗日武装”的骂名。所以要解决冯裕祥，只能靠政治瓦解，靠银弹，靠分化拉拢。
    他命令北平军分会成立一个专门工作小组，逐个召见热河溃退后流散在察哈尔的各路义勇军中小头目。
    这些人大多是原东北军的基层团营长，热河失守后带着残部投奔了冯裕祥的抗日同盟军，但他们对冯裕祥并没有多深的忠诚，只要开出足够好的条件，他们随时可以换旗。
    但实际情况比蒋预想的更复杂。那些义勇军头目有一部分并非见钱眼开的投机分子，他们是真心抗日的。
    很多人领了银元和委任状之后，回去就把钱和物资上交给了同盟军的军需处，部队依旧留在张家口外围参战，只换了个南京给的空头番号掩人耳目。
    蒋校长后来在日记里写到这件事时，罕见地没有发怒，只是感叹“皆不为我所用，奈何”，语气里透着一股深重的无奈。
    当然也有真正叛离的。鲍刚、冯占海、李忠义三人收下钱粮后直接率部脱离同盟军，调转枪口参与对张家口的封锁。
    而方振武部下的师长张人杰，则是另一种典型，他接受了拨付的整师军费和一批迫击炮弹，许诺接受国军旅长编制，但并没有立刻拉队伍叛走，而是悄悄把南京送来的弹药分出一半补给给同盟军前线。
    直到后期局势全面恶化、同盟军濒临瓦解，他才迫不得已率部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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