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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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初冬，南东村来了一个探亲的解放军。是村东头老刘家的小儿子，叫刘卫国，在部队当了三年兵，头一回回来。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帽子上的红五星擦得锃亮，挎着一个草绿色的帆布挎包，上头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他下了拖拉机往村里走的时候，正在地里干活的知青们全停了手，蹲在田埂上看着他走过。风把他军装的衣角掀起来一角，露出里头洗得发白的衬衣领子。
    “当兵的。”周建华蹲在田埂上，把锄头横放在膝盖上，眯着眼看那个身影沿着土路走远了。“三年没回来了，他爹娘在村口站了一上午。”
    金生没接话。他也在看着那个背影——军装的颜色在灰扑扑的南东村里格外显眼，像一块被水洗过的青石板，干干净净的。那个草绿色的挎包在他腰侧一晃一晃的，帆布面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好看。”金生说。他只说了两个字，可那两个字底下藏着的东西，周建华听出来了。
    当天傍晚，刘卫国家门口围了好几个知青。张二女也站在人群边上，手里攥着一把刚从地里拔的葱，像是来送菜的。刘卫国搬了条板凳坐在院子里，正跟几个老辈人说话，军装脱了搭在椅背上，帽子搁在膝盖上。几个知青站在院墙外面，假装路过，眼睛却一直往椅背上瞟。
    “走，进去看看。”周建华拉了一下金生的袖子。
    金生犹豫了一下，跟着周建华走进了院子。院子里已经坐了好几个人，刘卫国的爹坐在门槛上抽旱烟，他娘在灶房里忙活，锅碗瓢盆叮当响。刘卫国抬起头，看见两个陌生年轻人进来，站起来笑了一下：“知青吧？听我爹说过，村里来了几个城里的学生。”
    周建华点了点头：“南东村条件艰苦，比不上你们部队上。”
    “部队也苦，”刘卫国拍了拍身边的凳子，“可苦得踏实。你们坐。”
    三个人聊了起来。刘卫国说话不紧不慢的，带着一股子当兵人才有的稳当劲儿。他讲部队的训练、讲拉练、讲紧急集合的时候新兵把裤子穿反了，逗得大家直笑。金生坐在旁边听着，眼睛却一直往椅背上那件军装上看——袖口的针脚细密，肩膀上的布磨得发亮，领子洗得发白，可整整齐齐的，一根线头都不翘。他忽然想起自己那件蓝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子上的补丁歪歪扭扭的，是秋果补的，针脚不太齐，可补得结实。
    “刘哥，”金生开口了，“你这军挎包，是部队发的？”
    刘卫国低头看了一眼腰侧的挎包，摘下来递给他：“你看看。部队配发的，帆布的，结实。我当兵三年了，天天背，背带磨断了一回，我自己缝上的。”
    金生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了好一会儿。帆布面硬挺挺的，摸上去粗粝而结实，上头的“为人民服务”五个红字是印上去的，笔画端端正正的，像一排站岗的兵。他把挎包翻过来，看见背带内侧果然有一道缝过的痕迹，针脚工整，跟秀英纳鞋底的水平差不多。
    “好看。”金生又把那两个字说了一遍。他把挎包递还给刘卫国的时候，手指在帆布面上多停了一瞬，像是要把那粗粝的触感记下来。
    那天晚上回到屋里，金生蹲在灶台前烧火，火光映在他脸上，一跳一跳的。周建华坐在炕沿上看书，看了两页抬起头，看见金生盯着灶膛里的火发呆。
    “还想着那军挎包呢？”周建华问。
    金生“嗯”了一声，往灶膛里添了一根柴。“你说，那挎包咱能不能弄一个？”
    “部队发的，又不是供销社卖的。”周建华把书合上，“除非你跟刘卫国买。”
    金生没说话，低着头继续烧火。火光把他的脸照得忽明忽暗，他手里攥着一根柴火棍，在地上划来划去。
    过了几天，周建华从镇上回来，怀里抱着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包裹。他进屋把包裹放在炕上，解开报纸——里头是一套军装，崭新的，褶痕还在，领口的两颗纽扣还带着出厂时的小纸片。还有一顶军帽，帽檐硬挺，里头的汗圈还没撑开。
    “你买的？”金生从灶台边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嗯。”周建华把军装抖开，披在身上试了试，袖子长了半寸，肩膀倒是合适。“供销社进的，说是部队换装淘汰了一批库存。我托人问的，一套十二块钱。”他把军装脱下来叠好，又拿起那顶帽子戴在头上，在屋里转了一圈，“正不正？”
    金生看着他，看着他帽檐投在脸上的阴影，看着他肩头的褶痕——崭新的军装穿在他身上，像是换了个人。“正，”金生说，“好看。”
    周建华把帽子摘下来，跟军装一起叠好。“你也想要？”
    金生沉默了一会儿，把手里的柴火棍放下。“我不买。十二块钱，我拿不出来。”
    “那我先借你？以后还。”
    “不用。”金生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我自己想办法。”
    第二天早上，金生去了老刘家。刘卫国的爹正蹲在院子里修锄头，看见金生进来，眯着眼看了他一会儿：“小后生，你有事？”
    “刘叔，”金生蹲在他旁边，“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老汉放下手里的锄头，从怀里摸出旱烟袋。“说。”
    “我想帮您家干活。劈柴、挑水、扫院子，啥都行。一个月，您给我一个军挎包就行。”金生说话的时候没看老汉的脸，眼睛盯着地上那只锄头，锄刃上有一块豁口，磨得发亮。
    老汉抽了两口旱烟，烟雾在院子里散开。“你要军挎包干啥？”
    金生张了张嘴，想了一会儿，说：“送人。”
    老汉又抽了两口烟，把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行。我家那柴火堆了一个多月了，没人劈。你把它劈完了，挎包就是你的。”
    金生站起来，走到院子角落的那堆柴火跟前。柴火堆得乱七八糟的，粗的细的混在一起，上头盖着一块油布，油布边上结了霜。他弯腰掀开油布，拿起靠在墙根上的斧头，在手里掂了掂，然后蹲下去，把一根粗柴竖在木桩上，抡起斧头劈了下去。“咔”的一声，柴火裂成两半，木屑溅起来，落在他的鞋面上。
    那天从早上一直劈到太阳落山。金生没有歇晌，老汉给他端了一碗水放在墙根底下，他渴了走过去喝两口，喝完了回来继续劈。他的手心里本来就有茧，是南东村这几个月长出来的，可劈柴的活跟锄草不一样，锄草是腰费，劈柴是手和肩膀费。斧头落在木桩上的反震顺着胳膊传到肩膀，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骨头里敲鼓。第一天下来，他的虎口震裂了，渗出血丝，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继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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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建华下工回来，看见院子里那堆新劈好的柴火码得整整齐齐的，金生蹲在墙角用布条缠手。他没说话，去灶房烧了一壶热水端过来，放在金生脚边。“你打算天天去？”
    “嗯。”金生把缠好的手举起来看了看，布条上洇出一小块红印子。“那挎包是新的，我看了，里头的帆布还没沾过灰。”
    “就为了送她？”
    金生没抬头，把另一只手也缠上布条。“她住的地方远，冬天冷，宿舍没个像样的包。她平时去镇上领信、买盐、装书，都用布兜子，兜子口漏风。军挎包结实，能装东西，还能挡风。”
    周建华没再说话。他在灶台边坐下，烧火做饭，柴火在灶膛里噼啪响，火光映着他侧脸上的轮廓。他想起刘卫国那天穿着军装走过土路的样子，想起金生接挎包时手指在帆布面上多停留的那一瞬，想起王秉德信里那句“你跟建华处好关系，以后说不定用得上”。他在心里把那句话又过了一遍，然后加了一句——金生不管跟谁“处关系”，都是拿自己的力气去换的。他背上的疤、手上的茧、肩膀上的旧伤，都是账本。他也想有一天能跟人像说话一样自然地交换什么，可他手里只有力气。柴火劈完了，天也黑透了。金生把斧头靠在墙根底下，柴火码成整整齐齐的一摞，跟一面矮墙似的。老汉从屋里出来看了看，没说话，进屋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出来，手里攥着一个草绿色的帆布挎包。包是旧的，可洗得干干净净，背带上的金属扣磨得发亮，“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印得端端正正的。他把挎包放在柴火堆顶上：“拿去吧，明天再来。”
    金生站在柴火堆前面，看着那个挎包。月光照在帆布面上，泛着温润的草绿色。他没有立刻伸手去拿，而是先蹲下来，把码好的柴火又整了整，把边上几根松了的重新码实。然后他才站起来，把挎包从柴火堆上拿下来，在手里掂了掂。轻飘飘的，比他想象的要轻，可他知道那重量不在帆布上。
    他把挎包挂在肩上，走了几步。背带长短正好，挎包贴着腰侧，随着他的步子一颠一颠的。他走回自己住的院子，在月光底下站了一会儿，低头看着那个挎包。风从山沟里灌进来，吹动他额前的头发，帆布的边角在风里轻轻晃着。
    周建华坐在门槛上抽着烟，看着他没说话。金生站在院子里，把挎包摘下来，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他想起那天刘卫国从拖拉机上下来的样子，军装被风吹起一角，挎包在腰侧一颠一颠的。那时候他觉得那个挎包装着一个他够不着的地方。现在那个挎包在他手里了，帆布面硬挺挺的，内侧有一小块磨得发亮的地方，是刘卫国背了三年磨出来的旧印子。他摸了一下那个旧印子，手指顿住了。那印子是温的，像被人用手捂过很久。他把挎包贴在胸口，走到灶台边，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他在炕沿上坐下来，把纸铺在膝盖上，想了很久，然后慢慢写了几行字：
    “兰花：
    冬天来了，天气越来越冷。托人带来一个挎包，不新，但是结实。装书装信都方便，走在路上风也灌不进去。
    你在南杜壁，要多加衣裳，别冻着。等放假了，我想去南杜壁看你，不知道方不方便。
    金生”
    他写完了，把纸折好，塞进挎包的内侧口袋里。然后把挎包放在炕头，用枕头压住一角，以防晚上被风吹掉。他躺下来，看着屋顶那片麦秸缝里漏进来的月光，月光细细的一线，落在挎包帆布的边角上，把那块磨得发亮的旧印子照得微微反光。他看着那线光，慢慢闭上了眼。那晚他梦见自己背着那个草绿色的挎包，走在一条很长的土路上。路两边的树光秃秃的，天空灰白灰白的，可他低头看见挎包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的时候，觉得心里头有一块地方是热的。他走了很久，路的尽头是一扇糊着旧报纸的窗户。
    周建华走的前一天，天还没亮金生就醒了。他躺在炕上睁着眼，看着屋顶麦秸缝里漏进来的灰白色天光，听见周建华在炕那头翻身的声音——也醒了，可他也没起来。两个人就这样躺着，谁也没说话，听着窗外风声呜呜地刮，把院子里什么东西吹倒了，哐当一声，又安静了。
    过了好一会儿，周建华坐起来，把被子叠好，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走吧，”他说，“趁天早。”
    两个人简单洗漱了，金生把那个草绿色的军挎包仔细检查了一遍——帆布面擦干净了，背带上的金属扣调好长短，内侧口袋里那封信还稳稳地搁着。他把挎包挂在肩上，跟着周建华出了门。自行车是跟刘队长借的，车铃铛掉了，车闸也不太好使，可轮子还能转。金生在前面蹬，周建华坐在后座上，两个人沿着南东村通往南杜壁的土路慢慢骑。
    清晨的南东村灰蒙蒙的，路两边的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把把竖着的骨头。霜冻在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白，自行车轮胎轧上去沙沙响。金生蹬着车，呼出的白气在面前散成一团团雾。周建华坐在后面，把两只手插在袖子里，风把他额前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
    “建华，”金生开口了，声音被风扯得断断续续的，“你去了洪洞，毛燕萍要是看不上你咋办？”
    周建华在后面的笑声很轻，像风吹过水面。“看不上就看不上。我去了焦化厂是正经工作，又不是去当上门女婿。她爸是副局长，可我又不跟她爸过日子。”
    金生没说话，继续蹬着车。路两边的田野铺展着，麦苗刚刚返青，矮矮的一片贴在冻土上，风一吹就压下去，风过了又直起来。霜花在麦苗的叶尖上凝着，在晨光里亮晶晶的。
    “金生，”周建华在后面说，“你去见马兰花，准备说啥？”
    “没想好。”金生说，“把挎包给她就行。她在南杜壁住了快一年了，冬天来了，那边山风大，她拿布兜子装东西，风一灌兜子就翻。”
    周建华没再问了。
    骑了将近一个钟头，南杜壁的轮廓在晨光里慢慢露出来。村子跟南东村差不多，几十户人家，土坯房顺着山坡高低错落地排着，村口有一棵大槐树，枝丫光秃秃的，撑开来像一把没有叶子的伞。金生把自行车停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用脚支住了，等着周建华从后座上跳下来。
    “我不去了，”周建华拍了拍裤子上的土，“你去吧。我在村口等你。”
    金生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他背着那个草绿色的军挎包，沿着村道往知青点的方向走。脚步踩在冻硬的土路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南杜壁的早晨跟南东村一样安静，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冒出炊烟，一缕一缕的，在灰白色的天幕下慢慢升起又散开。几只鸡在路边刨食，见有人来扑棱着翅膀躲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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